1992年10月，十四大第一次明白准确地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经济改革的过程注定是艰难。在邓公南方谈话后，国内就出现了房地产热、股票热、开发区热的三热现象，严重冲击了我国的金融秩序，甚至就连国家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都差点失去作用。为了更好更快的进行改革，稳定金融市场，包括邓公在内的许多国家高级领导人都去参加了，其中冲在最前面，负责具体工作的则是。

  1993年3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职，进行金融环境整顿。在的努力下，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完全区分开来，财政不得继续向人民银行透支，人民银行禁止搞商业投资，使银行与实体公司，与政治脱钩。同时对金融业经营的原则有了明确的规定，逐步完善了金融机构内部机制。正是由于的这一系列举措使我国在面对1997年金融危机时有了应对之力。

  1997年7月1日，离开了近一个世纪的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香港回归不久，一场可怕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以索罗斯为首的投机者利用东南亚国家的这些经济漏洞策划了一场经济危机。包括泰国、韩国、日本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由于资产价格虚高、外债结构不合理、金融监督管理不力等原因，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有许多外贸企业宣告破产，无数工人被迫下岗，经济严重倒退。

  仅仅通过金融市场的一串数字游戏一个国家就被做空，不仅货币暴跌，还严重损害了国家的信用。在泰国赢得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后，索罗斯等人将目光投向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在和港府有过两次交手经验后，索罗斯自认为对香港经济有了全面的认识，便发起了全力狙击，试图复制泰国的胜利，做空港币。但索罗斯没想到，中央政府会为了保住香港倾尽全力。

  香港在大陆的支持下通过一年多的拉锯战以2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存底成功了索罗斯等人的攻击，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据悉，在香港仅索罗斯一人就赔了8亿美元，最终铩羽而归。尽管危机已经解除，总理却认为属于我们的危机才起步，不能掉以轻心。12月12日总理在接见中国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海外机构总经理会议代表时就曾就此做过重要战略发言，直到今天仍具有指导性。

  首先总理认为我国之所以能够躲过这次金融危机，是因为我们的的对外开放水平有限，投机者找不到打开市场的突破口。这虽然是是好事，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的市场经济与国际脱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程度增加，必然会有更多的外国资本流入。但最可靠，最容易支配的是我们自己手中的资金，所以我们在引入外资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不可过度依赖外资。

  第二则是我们的金融体系过于薄弱。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一定会融入国际市场。但是如果咱们不可以完善金融体系，再一次金融危机来临时，中国经济必定会受到重大的冲击。所以我们肯定注意经济的健康发展，改革经济结构，关注房地产、股票等行业的发展，避免泡沫经济的滋生。

  第三则是要完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加强银行队伍的建设。我国金融体系也有一定的问题，无论是通过职权获取财富，还是用财富获得权力的行为都应该严厉打击，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争取为我国的金融市场坚固上一个安全的保护罩，不给投机者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最后吸引外资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减弱。在这场经济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货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最严重的贬值率甚至在50%以上，但我们的人民币采取的是不贬值的政策，稳中有升，以此来降低了我们对外资的吸引力和商品出口的竞争力。如果咱们不可以及时采取比较有效措施，我们在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将会慢慢的大。

  现在回看，总理当年的发言也是很具有战略性的，他对金融危机的总结与预测都是非常准确的。总理制定的关于金融机构监管的政策，虽然短期内抑制了经济的发展，但长远性保证金融机构的稳定，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